虚假破产罪认定全解析：法律边界与实务操作

　　在市场经济活动中，企业破产本是市场优胜劣汰的正常现象，但部分企业通过虚构债务、隐匿财产等手段实施“假破产、真逃债”，严重扰乱市场秩序，损害债权人利益。2025年司法实践中，虚假破产罪的认定成为刑事司法与商事审判的交叉热点。本文结合《刑法》第一百六十二条之二及最新司法解释，系统解析虚假破产罪的构成要件、立案标准与实务争议。

　　一、虚假破产罪的构成要件：四维审查框架

　　（一）主体要件：责任主体的双重性

　　根据《刑法》规定，本罪主体为“公司、企业”，但刑事责任由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。例如，在岳阳市某置业有限公司破产案中，法定代表人张某元通过伪造员工工资、重复计算工程费用等手段虚构债务2800余万元，最终被法院以虚假破产罪(未遂)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这一案例凸显了“双层主体”特征：企业是行为载体，而自然人(如法定代表人、财务负责人)是实际责任人。

　　（二）行为要件：三种典型手段

　　隐匿财产：包括转移资金至关联企业、虚构交易抽逃资产等。例如，某房地产企业将预售房款转入空壳公司账户，导致破产清算时资产缩水60%。

　　虚构债务：通过伪造合同、虚增应付账款等方式制造资不抵债假象。前述岳阳案例中，张某元虚列员工工资392万元、重复记账1540万元，直接导致审计报告显示资不抵债。

　　其他转移财产手段：包括低价变卖资产、无偿转让股权等。某制造企业以1元价格将核心专利转让至股东个人名下，被认定为“以不合理低价处分财产”。

　　（三）结果要件：损害后果的量化标准

　　根据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(二)》第九条，以下情形应予立案：

　　隐匿/转移财产价值超50万元;

　　虚构债务超50万元;

　　造成债权人直接损失超10万元;

　　拖欠职工工资、社保等导致恶劣社会影响。

　　实践中，法院通常结合债务规模、债权人数量、社会影响等因素综合判断。例如，某企业虚构债务500万元导致200余名供应商血本无归，被认定为“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”。

　　（四）主观要件：故意与目的的双重证明

　　行为人必须具有“通过虚假破产逃避债务”的直接故意。在岳阳案例中，法院认定张某元明知虚构债务会导致破产程序启动，仍积极实施篡改财务凭证、提交虚假审计报告等行为，主观故意明显。司法实践中，可通过行为人的手段隐蔽性、资金流向异常性等间接证据推定故意。

　　二、虚假破产罪的立案追诉：数额与情节的双重门槛

　　（一）数额标准：50万元成为关键红线

　　根据立案标准，隐匿财产、虚构债务或转移财产价值超50万元即达刑事立案门槛。这一标准体现了刑法对“重大经济犯罪”的打击力度。例如，某企业通过关联交易转移资产80万元，虽未造成实际损失，仍因达到数额标准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（二）情节标准：社会危害性的综合考量

　　即使未达数额标准，以下情形亦可立案：

　　拖欠职工工资、社保导致群体性事件;

　　涉及众多中小债权人(如P2P平台虚构破产);

　　破坏区域经济秩序(如地方重点企业“逃废债”引发连锁反应)。

　　三、实务争议：未遂形态与证据认定

　　（一）犯罪未遂的司法认定

　　若企业已申请破产但未被法院裁定(如因审计报告被揭穿)，是否构成犯罪未遂?岳阳中院在张某元案中明确：只要行为人已着手实施虚构债务、提交虚假材料等核心行为，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达“严重损害后果”的，仍可认定为未遂。这一裁判规则解决了实务中“破产程序未完成能否定罪”的争议。

　　（二）证据链构建：审计报告的证明力

　　虚假破产案中，审计报告往往是核心证据。但若审计机构存在过失(如未发现财务凭证篡改)，其报告能否作为定案依据?司法实践通常采用“双重审查”标准：

　　形式审查：审计机构资质、程序合法性;

　　实质审查：审计数据与原始凭证的匹配性。

　　在张某元案中，法院虽采纳了审计报告的结论(资不抵债)，但同时通过比对银行流水、工资发放记录等原始证据，证实了债务虚构事实，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

　　四、合规启示：企业与债权人的风险防控

　　（一）企业合规：避免触碰刑事红线

　　建立财务透明机制，杜绝“两套账”;

　　重大资产处置需经股东会决议并留痕;

　　破产申请前委托独立第三方进行资产审计。

　　（二）债权人维权：刑事控告与民事追偿并行

　　发现企业存在转移财产迹象时，及时向公安机关经侦部门报案;

　　在破产程序中申请管理人撤销虚假交易(如《企业破产法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“个别清偿撤销”);

　　对直接责任人员提起民事侵权诉讼，要求其在虚构债务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。